原標題：紅色后代聊家風說提案 幾年來，每逢全國兩會，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都備受外界關注，有時在會場外甚至被媒體包圍得寸步難行。其實，不僅是毛新宇，“紅色后代”在兩會上還有很多。他們是一群有著鮮明時代烙印的人，有著特殊的人生經歷，卻普遍低調隨和、認真履職。2014年，中國改革再次走到關鍵節點，北京晨報記者采訪了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同時也是“紅色后代”，聽他們聊聊家風、改革與自己今年的提案。 周秉建（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總理侄女）： 要把我們像小土豆一樣放到群眾中去
周秉建（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總理侄女） 周家家風：不搞特殊化 周秉建印象中的伯父周恩來，對待屬下子女非常和藹可親，對待晚輩也十分關愛，但這種關愛更多體現在嚴格要求上，囑咐他們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伯父曾經對我們說，‘要把你們像小土豆一樣放到群眾中去’。” 周秉建是周恩來胞弟周同宇之女。1968年8月，她初中畢業后，從北京到內蒙古牧區插隊。在此之前，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周秉建會經常到伯父家串門。因為伯父周恩來的工作非常繁忙，印象中和伯父交流最多的時間是在飯桌上。內蒙古牧區插隊期間回北京，吃飯時伯父常會問起牧區的生產生活情況。 “伯父對待至親的六個侄兒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樣，要求非常嚴格。”周秉建回憶說，上學時他們在學校填表格，都不會把伯父的名字寫上。哥哥姐姐在郊區上學，都是公交車往返，從來沒有派車接送過，周家子女上學的原則是“考什么分，上什么學”，沒有特殊化，該下鄉下鄉，該工作工作。她和哥哥周秉和先后響應國家號召到內蒙古和陜北插隊，伯父在繁重的國務工作中，專門抽出時間為他們踐行，再以后，六個兄弟姊妹都從事著非常平凡的工作。 “伯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倡導晚婚晚育，說不要生太多兒女給國家添負擔。”周秉建說，自己結婚很晚，也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從小就很獨立，大學畢業后和同伴一起創業，現在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軍隊反腐敗應該更嚴厲 作為婦聯界的政協委員，周秉建今年帶來了多份提案。她提出加強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建設的建議，同時還呼吁中國應降低剖宮產率。 談到國家的改革，周秉建認為，國家就是個大家庭，家里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企業家等不同的成員，也要重視家風建設。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加強公職人員反腐敗問題講得很具體，但在談到對軍隊建設的要求中，雖然提到了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建設，但沒有明確提到反腐敗，應該提出明確的要求，“軍隊是國家的武裝力量，也是人民子弟兵，不是世外桃源。”周秉建說，軍隊腐敗會破壞國家的“家風”，更應引起重視，對于軍隊的反腐敗應該更加嚴厲。 朱和平（全國政協委員、朱德元帥嫡孫）： 爺爺是農民工成才的榜樣
朱和平（全國政協委員、朱德元帥嫡孫） 德字貫穿于朱家家風 “忠誠，厚道，勤奮，努力”，從小就在爺爺朱德身邊生活的全國政協委員、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對爺爺的品德，他耳濡目染。朱和平說：“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風格，對一個人的影響也是終生的，這八個字就是朱家的家風，貫穿其中的是一個德字”。 朱和平說，朱家祖祖代代都是農民，到爺爺這一代是晚清時期，已經成為了佃農，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窮苦。爺爺曾寫過一篇文章寫到，即便如此，他的母親還能省下一點糧食去救濟人，家人非常善良。 朱和平說，爺爺出生在這么窮困的家庭里，上學開始就身無分文，一個“打工族”在30歲時就當上了少將，“他就是農民工成才的榜樣”。而在高官厚祿的情況下，拋棄一切，投身共產黨，更需要極強的理想信念與意志品格。 應雜志的約稿，朱和平已經完成了一篇8千字的文章專門談論家風，兩會后將公開發表。他透露，文章中除了講到爺爺的理想信念，也會談到爺爺怎么處理愛與憎、貧與富、情與愛、親情與友情等等。 當偉人后代壓力大 朱和平坦言，當偉人后代壓力大。“作為偉人的后代，百姓對你的要求就會很高。”因為他們對偉人很崇拜，特別是對開國元勛。“不管走到哪里，人們很自然就會將朱德和我聯系在一起，從我的一言一行中看看有沒有朱德元帥身上的影子。” 朱和平說，還有一些老同志，他們現在見不到這些偉人了，見到他們的后人，就會把對偉人的思想感情轉移到后人身上，提出很高要求。偉人后代在各方面，包括舉止言談，都要盡量做得好一些。 勞動者是創新的核心 身為教育界別的委員，朱和平更關心教育領域的改革。他認為，我國有1.4萬多所職業院校，每年招生1千多萬人，已經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 朱和平說，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問題是勞動者的素質。正因為如此，國家正在研究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他個人認為，職業教育加上體系兩個字，就不只是職業教育本身的問題，而是要將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下銜接，和工廠、企業相連接，將職業教育融入到整個經濟發展中去。 周幼馬（全國政協委員、“紅軍醫生”馬海德之子）： 盡自己所能去幫助有困難的人
周幼馬（全國政協委員、“紅軍醫生”馬海德之子） 年過七旬的老小孩兒 在政協對外友好屆小組討論時，周幼馬委員一直坐不住，拿著相機不時給發言的委員拍照。雖已年過七旬，卻像個老小孩兒。這也許與他身體里一半的美國血統有關，生性樂觀好動。 周幼馬是生在延安窯洞里的第一個外國友人的子女，父親是則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外國血統的中國公民。他的父親就是救治過數萬紅軍與抗日戰士、在延安給毛主席看過病的馬海德，后來更被認為是“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1936年，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正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陜北實地考察，那位記者叫斯諾，那位醫生就是馬海德。提起自己的家風，周幼馬覺得，父親留給他最大的影響就是盡自己所能去幫助有困難的人。 “他不愿在機關里當官” 周幼馬說起話來既有美國人的幽默，又有北京人的俏皮。他對北京晨報記者這樣形容自己的父親和家風：“他是很特殊的一種人，全世界里都算新鮮。他的家風是什么，就是一生為中國的窮人、困難的人、需要幫助的人去做事。” 周幼馬說，“解放以后，父親身邊的人都是領導人，按說該享福了。但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醫生，他不愿在一個機關里當官。他又出去看病，救助麻風病人。”他說，父親去世后，母親繼續做幫助麻風病人的事情，成立了馬海德基金會。“現在我母親跑不動了，我就要幫母親去做這件事。” 新一輪綠色革命的起點 周幼馬認為，中國科學家首創的高等植物染色體雜交技術，可能是新一輪綠色革命的起點。“這種技術將使我國多一種更加安全、高產、營養的糧食安全保障手段。” 周幼馬說，中國是人口大國，糧食安全是國家穩定的頭等大事；實現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才是糧食安全的根本保證。他說，要依靠我國僅有的18億畝耕地養活13億人口，科技進步是重要途徑之一。在改造植物手段方面，除了目前爭論較大的轉基因技術以外，就是以雜交稻和雜交玉米等為代表的有性雜交育種了。（晨報記者韓娜 王歧豐 文并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