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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6.2萬個，比上年增長3.7％；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599.3萬人。

　　□全國共有社會服務業機構129.8萬個，比上年增長2.3%。社會服務業增加值2459.8億元，比上年增長22.1％，占第三產業的比重1.2%。

　　□全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3229.1億元，比上年增長19.7％，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為3％。

　　——摘自民政部2011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

　　最近10年，是我國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價值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的10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明確了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必然趨勢。而加快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是其中至關重要的方面。

　　打通“微血管”

　　在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有一個名為“寵愛有家”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專門收容、救助流浪小動物。自2009年建立以來，已經收養了200多只被遺棄的小動物。但是，因為社會組織登記需要掛靠業務主管單位，找不到“婆家”的“寵愛有家”始終不能取得合法身份，運轉起來面臨重重阻力。

　　2011年10月，順德主動打破社會組織“雙重管理”格局，實行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度，規定除民辦教育機構和醫療機構等必須由政府部門實施前置審批外，其他社會組織均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這讓“寵愛有家”的志愿者們欣喜不已。

　　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與我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緊密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等日趨多樣化，社會公眾不再滿足于政府所提供的“標準化”社會公共服務。

　　面對社會需求多樣化、多方面、多層次的特點，社會組織逐漸代替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分擔了一部分職責。一方面滿足了公眾的“個性化”需求，另一方面獲得了政府的認可，社會組織越來越深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政府在社會管理領域的“微血管”。

　　今年兩會期間，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李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正在成為承接政府轉移職能非常重要的載體。

　　放手練游泳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雙浦鎮86歲的湯大爺，已癱瘓臥床5年，全靠年邁的老伴照料。前不久，老伴不小心摔跤，在醫院一躺就是兩個多月。正在一籌莫展時，護工小林及時上門，每天兩小時洗衣做飯照顧老人，還經常推著湯大爺出門兜風，讓老人感激不已。

　　湯大爺是西湖區對失能老人提供免費服務的受益者之一。2011年，西湖區組織專業人員組成評估團隊，在全區老人中篩選出近3000名經濟困難的失能老人。同時，經過評估、招標，確定5家社會服務機構，按每小時20元的價格購買服務。為此，西湖區財政共支出3000萬元，為近3000名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了免費養老服務。

　　社會組織為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提供了有效的組織平臺。

　　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領域內服務需求、矛盾協調需求等大增，政府需要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使公眾實現有組織、有秩序地表達個人利益訴求。在扶貧濟困、環境保護、文化教育、救災救急等領域中，社會組織完全能夠承擔起政府“好幫手”的角色。與此同時，社會組織還可以依靠建立公共空間的社會協調機制來化解各種矛盾。

　　“成為小政府，就必須建設大社會。但是政府需要社會，并不意味著社會就能天然地承擔起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說。廣東省政協曾經對社會組織承擔政府轉移職能做過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全省有能力承擔政府轉移職能的社會組織僅占15%。

　　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還存在著諸如數量少、類型不全、發展水平不均衡等問題，社會組織內的分工與合作、行業自律、部門文化、行為規范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因此， 在社會組織能力尚有待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讓社會組織“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成為各級政府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松綁”不“松懈”

　　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宣布對社會組織登記審批大開綠燈。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成立審批全部放開，實行民政部門直接登記，建立“一口審批”綠色通道，“一條龍”為社會組織辦理登記業務，徹底解決“找主管單位難”的問題。

　　此外，民政部門還完善了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等服務承諾制度，為社會組織成立登記和開展活動提供包括法規政策支持在內的全方位服務。北京市民政局局長吳世民表示，這是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大突破，社會組織服務社會建設的活力，由此將得到充分釋放。

　　從2011年以來，北京、上海、廣東等10多個省市已經陸續在社會組織管理體制上先行先試，采取各種方式突破雙重管理的障礙，除個別仍需前置審批的少數類別外，對所有社會組織實行民政統一直接登記。這大大降低了社會組織合法化的門檻，為依法規范社會組織的管理并更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提供了體制保障。

　　從管理上為社會組織“松綁”，這為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發展創造了更大空間。然而，“松綁”并不等于“松懈”，為了保證社會組織在創新社會管理的過程中不走形、不變樣，仍然需要政府的指導和監管。

　　北京市按照“寬審批、嚴監管”的原則，通過降低登記門檻、加強后續執法、政府購買服務等途徑，增強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能力。同時，民政部門對社會組織情況進行評估，建立社會組織等級管理體系，實行社會組織分級管理制度，加強對社會組織的日常管理、活動管理和監督管理。

　　作為連接政府和民眾的橋梁、紐帶，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關系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全和完善社會組織監管體系，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后續執法力度，確保社會組織持續健康發展，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活力。政府也要盡快彌補監管漏洞，制定科學嚴密的行為規則，保障社會組織的一切活動在法律范圍內運行，推進社會組織的規范化建設。（記者 彭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