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
長期以來，對于文藝作品如何反映黨風廉政建設，存在著一些錯誤的主張：一些人奉行市場至上，認為市場需要什么就應創作什么；一些人片面理解“直面現實”，主張對現實進行自然主義的描寫；一些人持敷衍態度，把主旋律創作與創作傳世之作對立起來，等等。我們有必要厘清這些認識，推動文藝界主動、全面、深刻反映黨風廉政建設，創作出可以傳諸后世的文藝佳作。對此，愿以對三對關系的思考拋磚引玉。
市場與社會價值兩個導向的關系
正視市場 引導市場
文藝創作中，市場導向是指文藝創作者根據文藝作品的暢銷程度，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風格和創作手法；社會價值導向是指創作者或有關方面對文藝創作方向、價值進行適當規范。與一般商品不一樣，文藝作品需要“無形之手”，更需要社會價值導向。
強調市場至上、無視文藝創作導向，必然導致浮躁情緒的蔓延以及文藝創作水平的下降。針對一些文藝作品中出現的渲染陰暗、媚俗低俗、粗制濫造、追求奢華、脫離大眾等問題，作為緊密聯系社會熱點的黨風廉政建設題材文藝創作，尤其要充分發揮文藝創作導向的作用。
首先，要堅持社會效益第一，不能拜倒在市場的石榴裙下。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談道：“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話雖夸張，但其強調政治題材文藝作品的正面影響時至今日依然有借鑒意義。文藝作為對社會生活的觀照，社會性是題中之義。一個優秀的文藝家必然以追求自身作品發揮最大社會效益為職志。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應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應服從社會價值。
第二，要善于引導市場。供給側改革是經濟工作領域的熱詞，說的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對于黨風廉政建設題材文藝創作來說，引入這一理念一是要強化提高供給質量的觀念，當前文藝作品反映黨風廉政建設，主要挑戰是提高水平，提倡多樣化。有的研究者曾將某一時期集中涌現的反腐劇在創作手法上的雷同，譏諷為“六個一”：“一個清官、一群腐敗分子、一個向上無限延伸的權力關系網、一個女人、一場正與邪的斗爭、一個光芒萬丈的結果”。觀點雖有偏頗，但也引起思考。拓展黨風廉政建設題材的表現領域，應成為創作的重要課題。
第三，樹立崇高藝術理想，努力成為市場中的經典。堅守文藝的審美理想，這是文藝之所以成為文藝的底色。主旋律創作也要追求“好看好聽、有情有趣”，不能僅滿足于“抓住了觀眾”，而且要“讓觀眾在美的浸潤愉悅中接受理想和正氣的洗禮”。“求名當求萬世名”，我們的文藝家當有此壯志。
“船上”與“岸上”的關系
看齊標桿 敏于觀察
文藝創作中的立場問題，可以用“在船上”和“在岸上”來設喻、闡釋。在船上的人，周圍是激流，必須緊盯前方，奮力航行；在岸上的人，不少是閑看浪花以消閑或坐等船員的笑話。在文藝創作領域，有人選擇站在船頭表現時代、鼓舞人心，有人選擇靜立岸邊冷眼旁觀、獨善其身。這既反映創作者立場的差異，也體現出創作者境界、格局的差異。
要穩立船頭，就要看齊標桿。創作者面對各種社會問題，究竟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還是站在一個負責任的社會公民的角度，抑或站在制度設計者的角度，決定了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作為創作者，要自覺將黨和國家、民族的事業與個人創作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既充分發揮創造個性、釋放創造活力，又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唯如此，才能有百舸爭流的正確方向。
立于船頭，就要善做觀察家。美國報人約瑟夫·普利策曾感慨：“假使國家是一條船，新聞記者應是站在船橋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這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常說，要反對自然主義的創作態度。這并不是說反對在現實中發現各類問題，恰恰相反，我們要帶著解決問題的態度直面每一個問題。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這其中就包括文藝家要敏于發現問題的要求。不去看問題，說明文藝家缺乏責任感；看不到問題，說明文藝家能力水平不夠。有研究者指出，黨的十八大之前，各地干部公款吃喝、迎來送往之事數不勝數，問題不可謂不嚴重，更不可謂不明顯。然而，對這一問題作出反映都很少。
立于船頭，就要保持精神定力。改革發展注定不是四平八穩的事業，唯有保持精神定力，才能始終朝著預定目標航行。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一批“老虎”和“蒼蠅”應聲入網。一些文藝家對社會現實產生了悲觀情緒，反映在一些文藝作品特別是網絡文藝作品中，就表現為對社會陰暗面的過度夸張與渲染。要做改革發展事業的推動者，就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有定力，高瞻遠矚。“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習近平同志這番話正是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個體與整體的關系
深思制度 精思文化
有研究者提出，文藝作品反映黨風廉政建設，要處理好刻畫個體行為與制度整體的關系。
我們要以對制度和文化的思考克服人物臉譜化的弊病。臉譜化由于對人性和現實的復雜性缺乏理解和表現，難以引發共鳴。這些年人們常說不倦的《亮劍》主人公李云龍形象的塑造，給我們以正面啟示。有評論家指出，李云龍這個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作家都梁生動地表現了具有男性魅力的打不死的鐵膽英雄、真正的精神英雄。這樣的立體形象，背后是對制度變遷的深刻思考。從唯物辯證的角度看，正面多一點還是反面多一點，不是評價一個文藝形象是否成功的標志。我們在塑造一個人物時，唯有在深刻思考的支撐下，才能全面而深入地認識人物，真實而立體地反映人物，進而賦之以感染力。
文藝作品如何才能完美地把制度性思考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是關鍵命題。京劇《鍘美案》里，包拯冒著生命危險，將犯下大罪的駙馬爺陳世美繩之以法。一些年輕司法工作者看了此劇卻不禁問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需要冒著生命危險才能守住司法正義以及為官做人的道德底線，有幾個人會像包拯那樣義無反顧呢？有研究者認為，在這方面，電視劇《北平無戰事》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這部電視劇以解放戰爭后期國民政府的幣制改革和反腐敗斗爭為背景，提出在腐敗橫行的社會里，改革還能不能推行，改革還有沒有意義。這部作品不僅是回看歷史風云，對于處于改革和反腐敗斗爭中的今天也有啟示：腐敗與改革賽跑，反腐敗就是要為改革贏得時間；如果輸掉了改革，就只能坐等國家被腐敗拖垮。
我們還要善于從文化層面思考。文化自信是“三個自信”的總源頭。從文化層面著力，筑起價值觀的防線，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方面。王岐山同志就曾指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就是中華文化的DNA，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里。”社會問題的產生與文化DNA的變異有關。當前社會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而糾正扭曲的社會心態，最根本的還是進行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在此方面，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話劇《這是最后的斗爭》正因其融入了創作者在文化與價值觀層面的深入觀察和思考，才使其超越了一般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窠臼，獲得了觀眾的肯定。我們在創作反映黨風廉政建設的作品時，一定要融入文化思考，像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那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陳新華 鄒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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