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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與“立”構成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在“破”與“立”中行進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破”代表著破除與變革,指人們通過總結歷史教訓與經驗,摒棄不切實際的、守舊的觀念,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立”代表著確立與建設,指人們堅持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掌握事物發展的新要求和新趨勢,穩固樹立新理念,把握新特征,執行新決策。“破”與“立”是一個永恒創新發展的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其整體思路和根本要求就是要對掣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大膽的、認真細致和科學合理的“破”與“立”。

　　在發展目標上,堅決破除唯GDP的、以物為本的發展,牢固樹立生態的、以人為本的發展。傳統理念下確立的發展目標,倚重于物質財富的增加,熱衷于經濟總量的考核,而忽視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計量;把國內生產總值的多少作為衡量區域發展的核心標尺,而忽視人文的、資源的、環境指標的度量;把大自然看做是人類發展可以免費索取的對象,而忽視自然生態底線是人類得以存在的源本。在傳統發展目標的指引下,我們在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付出了生態資源和社會人文的巨大代價。當今世界包括中國,生態和環境問題幾乎成為了第一核心壓力。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攻堅階段,按照國家的部署,我國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2030年要全面實現建立在信息化基礎上的工業化,實現“兩化融合”。后起的擁有眾多人口的中國,要用50至60年時間完成發達國家200至300年的工業化、信息化路程。這對于已經過多年粗放增長的中國而言,其今后面臨的生態、資源和環境的時空壓力極大。牢固確立生態的、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是破解這一難題的唯一有效手段。生態發展目標是以生態保護為基本,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是指當代人的發展,更是指人類子孫后代的可持續性發展。

　　在發展路徑上,堅決破除線性式、攤大餅式發展,牢固樹立循環型、集約型發展。作為二戰后“非凱恩斯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經濟成長階段論》中最早概括出“線性發展模式”。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無一例外地要經歷若干“成長階段”,最終達到如美國的“高消費階段”。發展中國家對羅斯托理論的應用,導致了人們對經濟增長“不打彎”“不回頭”的線性追求和對“資源—產品—廢棄物”的路徑青睞。線性發展與我國尚不完善的政績和經濟考核機制相結合,就形成許多地方“攤大餅式”的發展思路。大目標、大規劃、大手筆,依托城市和經濟極點向外一圈圈進行攤大餅式發展成為很多地方的熱衷。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產業趨同、競爭惡性等問題異常突出。20世紀60年代,美國另一位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了循環經濟的理論,后來的學者們進一步把循環經濟界定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行進路徑和“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發展原則。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這要求我們在今后的發展中應牢固樹立循環型、集約型發展思路,最終實現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中國夢”的宏偉藍圖。

　　在發展動力上,堅決破除資源環境消耗型、外在拉動型發展,牢固樹立科技創新型、內生驅動型發展。多年以來,“東亞式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成為我國許多地區的典型模式,給人均土地資源、水資源、礦藏資源、森林資源嚴重偏少的中國帶來沉重負擔。這種經濟增長又帶有鮮明的外在拉動型特點:一是增長的動力主要源自于資金、土地、勞動力三個要素的粗獷投入,且最首要的要素——資金,主要來自于對外的招商引資;二是最終產品的去處有很大比例依賴于對外出口。外在拉動型經濟進一步加劇了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兩者形成相互助長的惡性循環。科技創新型經濟最早由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提出,它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驅動力,以擁有自主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為著力點。科技創新型經濟是凸顯質量和效益的內生驅動型經濟。不僅如此,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應整體由外在拉動型轉向內生驅動型發展:不僅包括資金、技術、土地、信息等經濟硬要素和政策、制度、文化等經濟軟要素的供給,應當以自主提供為主,也包括最終產品的消費由外需拉動轉向內需驅動為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創新型和內生驅動型發展,可以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體現指標。

　　在發展規制上,堅決破除政府全能型、違反規律型制度法規,牢固建立回歸市場型、遵規守底型的規制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進一步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這實際上為我國今后法規與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尊重和遵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守住生態環境和道德良知的底線,把國家和政府的力量集中到民生保障、國家命脈、公共服務等基礎性戰略性領域,回歸市場經濟本源,迸發市場活力,是今后發展規制的努力方向。國務院近期連續取消和下放了近100項行政審批事項,各部委和各省也相繼取消和下放了眾多行政審批事項,為這種轉變拉開了序幕,并將為我國經濟長效發展打下堅實基礎。(蔡景慶 湖南省委直屬機關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