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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幼兒在香港當街小便的事件成了這幾天微博的熱議話題。每當有這類涉及兩地齟齬的典型案例出來后，兩地網絡上就會掀起一股浪潮，讓人仿佛置身于水深火熱的矛盾之中。但我這樣在香港學習、生活數年的內地人一如平常，在網絡之外似乎沒有太多關于兩地沖突的深切感受。那這種沖突究竟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還是被“建構”出來的呢？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沖突，基本上分為實質上的沖突和象征性沖突，前者是純粹利益上的沖突，以“你搶了我的飯碗和福利”為代表；而后者更多的是感覺上的，大多是一種相對剝奪感，總覺得別人在無形中占了自己的便宜。香港與內地的這類沖突，是以哪種形式表現出來的？較為簡單、粗略的一種考量方式，取決于社會階層。香港的一些底層民眾確實受到了大量涌入的內地人士的沖擊，他們在求職和社會福利上確實會受到一些影響，所以這些人與內地人士之間可能存在實質上的利益沖突。　

　　然而，占香港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對于內地人士的態度是相對復雜的，一方面源源不斷的“陸客”帶來了豐富的商業利益和市場，與此同時他們也得忍受內地游客給香港帶來的擁擠等各種“負面影響”。但整體而言，香港中產階級對于內地人士的態度是變動的——若內地人士在香港遵紀守法，他們沒有故意找你麻煩的動機；然而，他們對內地人士的態度，在媒體的過度曝光和大量社會運動的策動之下，也極有可能轉為負面的。　

　　而占香港總人口很小比例的上層階級，大多是兩地融合的獲益者，他們更看重內地的廣袤市場，一般不太贊成香港甚囂塵上的民怨。因此，不少人認為，兩地的融合程度與香港的貧富差距拉大之間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關聯。香港本土貧富差距的拉大，也進一步使得底層及中層民眾怨聲載道，使得兩地沖突不斷表現出來。　

　　不過，香港與內地之間目前表現出來的沖突也許并不全是壞事。在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著名學者科塞就意識到社會沖突存在正功能的效應。通俗來講，香港與內地的沖突在香港是社會民怨的“排氣閥”。香港經濟不景氣等社會問題通過兩地沖突這個管道爆發出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本地民眾所承受的壓抑，使社會在整體上能穩定而有序。而且，如果沖突不過于激烈，一個社會中的成員集體對另一個群體產生一定的負面情緒，還被認為是加強該社會凝聚力的一種良性方式。對于內地社會而言，如果來自香港社會的嚴苛要求甚至批評，在一種理性的寬松接納下轉化成了某種良性壓力，那民眾對于法治和道德觀念的反思也許會更及時更深入。　

　　某些沖突看似是負能量，但其在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著轉化和發散出正能量的可能性。內地人士最開始指責香港人“小題大做”、有“優越感”，但慢慢地也意識到，在另一個相隔很近的社會中，他們的準則原來是那樣的，而且那樣似乎更好一些。一來二去，內地民眾的價值觀念也就隨之大大改進了。２０１２年內地游客在香港地鐵進食事件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但如今在香港已很少見到地鐵進食案例。經過這樣的事件之后，內地人士知道了香港人的態度和行為準則，到了香港后也慢慢格外自律起來。　

　　現在，在香港經常看到內地同胞在手扶電梯上自覺靠右站穩，讓出左道給他人通過，自覺排隊現象也愈來愈多。可見，兩地沖突是一種價值觀相互摩擦和碰撞的必然過程，其效果有時可能比平和的滲透與融合更好。反觀不少社會的文明發展進程，大多是在與其他文明的磨合中一步一步改進的，因此，對于目前香港與內地沖突中的某些矛盾，似乎不宜持非常悲觀的態度。　

　　正如在這次內地幼兒在香港當街小便事件中，由多數網民為幼兒的父母辯護的代表性觀點來看，已經呈現出很強的理性色彩。若是當事幼兒的母親沒有用紙尿布接住孩子小便，沒有此前找廁所的努力等，他們的行為可能會更少地得到諒解。這其實也是在慢慢提高內地人士對這類行為的底線和接受基準。下次若再發生類似事件，若非出于更特別的原因而在公共場所小便，也許就無法在網絡上得到更多道德上的聲援吧。（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