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隆林縣德峨鎮14歲男孩楊六斤，6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改嫁，4年前爺爺奶奶相續去世，他獨自生活。深圳康橋書院將他接到深圳去照料，準備資助他在該校讀書，他目前已收到數額巨大的捐款。盡管他哭喊“我不想回去，我喜歡這里”，仍然被親戚和鎮干部帶回廣西。（《成都商報》6月25日） 楊六斤無權選擇自己喜歡的新環境繼續生活，康橋書院無權挽留剛看到生活曙光的楊六斤，這一令人郁悶的結局源自當前未成年人監護權制度的漏洞。 楊六斤的堂哥和鎮政府干部聲稱，他改嫁的母親已多年沒管過他，聯系他最多的就是堂哥了，所以，堂哥作為“實際監護人”有權替孩子“做主”。但在我看來，這所謂的監護權不像是對六斤的監管和愛護，更像是成人對孩子的統治和支配，孩子權益優先的原則在這里并沒有得到體現。 履行監護權，必須把孩子的權益和意志擺在第一位。作為法定監護人，楊六斤改嫁的生母也必須依法履行對孩子的責任，其多年來不管不問，已涉嫌遺棄罪，應依法追究，也可以依法剝奪其監護權。作為最近的親屬，堂哥能夠偶爾接濟和照顧楊六斤固然令人欣慰，然而，這種偶爾的“接濟”不足以擔當起監護的職責，也沒有法律上的程序來賦予其監護人的身份。可以說，楊六斤被迫離開深圳的痛心一幕，是在向社會和法律界人士哭訴，未成年人監護權制度的完善和細化時不我待。 這不僅是楊六斤一個孩子面對的痛苦。近年來，諸如“南京餓死女童案”等監護人嚴重失職的事件陸續曝光，其背后是我國未成年人監護權體系的粗疏和僵化。雖然1986年出臺的《民法通則》和2006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都對未成年人監護權的撤銷轉移做了明確規定，但至今仍無實際操作的先例出現，被輿論稱為“僵尸”法條。 楊六斤遭遇的困境直觀地展示了這個領域的法制漏洞，法定監護人不履行監護義務，有資格、有機會進行實際監護的親屬或無心或無力，監護權又無法順暢地轉移給有愛心、有能力的熱心人和組織，最終造就了不少孩子落入沒人照管的困苦境界。 把楊六斤接回去的鎮政府其實可以為孩子做一件好事，那就是協調相關部門（包括司法部門、民政部門和孩子所在的村委會）和個人，抓緊確認他的最佳監護人。法律界人士和媒體也可以共同見證、出謀劃策，共同商議形成一個完整的、規范的操作流程，包括討論楊六斤應該回到深圳讀書還是留在家鄉，以及巨額捐款該如何管理和分配的問題。 據媒體報導，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近日表示，多個試點未成年人保護的地區，將開展監護失當未成年人監護權轉移個案實踐工作。建議有關部門把楊六斤遭遇的問題當做一個“破冰”的案例，探索出監護權有序轉移的可行模式。如何監督懲處失職的法定監護人？如何提出撤銷轉移未成年人監護權訴訟？如何遴選出能確保孩子權益最大化的合格監護人？如何嚴格監管重新選定的監護人？這些都須有章可循。（許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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