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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評

　　近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召開評估會，對華南理工大學、廣州大學兩所高校地方立法研究評估與咨詢服務基地起草的《廣東省救災條例(建議稿)》(下稱《建議稿》)進行評估。《建議稿》中關于災害界定、救災領導體制完善、政府權責劃分等問題成為熱點，但其中有關“利用災害哄抬物價是擾亂市場秩序”、救災對象限定于本省“常住戶口或持有居住證的人群”的觀點，也引起了爭議。

　　“發災難財”需要量的界定

　　科學界定災害時期物價上漲的正常幅度，明確界定此時市場主體的利益空間，對于超過幅度的“索要過高價格”的行為才施予干預。

　　兩所高校的立法研究機構分別起草《建議稿》，再由省人大常委會對《建議稿》組織評估，高校起草專家到場說明，允許專家之間進行討論爭鳴，本身即是立法科學化、民主化的表現，在這種語境下產生“利用災害哄抬物價是擾亂市場秩序”不同觀點的爭鳴非常正常，公眾不會懷疑是部門利益之爭的結果。

　　應肯定，建議稿中寫上“利用災害哄抬物價是擾亂市場秩序”的條款，本意是想通過國家干預來防止非正常時期可能產生的市場秩序混亂，立法動機是好的。應該說，在災害時期進行一定的國家干預是必要的，災害時不法商販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秩序，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并不少見，而且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規定，例如美國威斯康星州2006年頒布《450法案》即規定，在經濟混亂的非常時期，禁止生產者或商家向消費者索要過高的價格，否則將被施以重罰。

　　但是，《建議稿》的規定確實過于籠統，缺乏科學的界定，容易產生負面影響，也是事實。若讓商人在災害時期無所適從，動輒觸碰到法律的高壓線，會嚴重挫傷其保障市場供給的積極性，導致災區物質極度匱乏，災民利益遭受損失。

　　其實，科學立法是重要的立法原則，而關于物價方面的科學立法最應遵循市場規律。災害時的市場本就不是正常時期的市場，交通阻塞，氣候惡劣，運輸物質困難，運輸人員車輛明顯減少，導致供貨嚴重不足，災區物價根據物流成本驟增和供給關系嚴重不足的現實，加之鼓勵商人向災害調度物質的政策考慮，允許物價有相當幅度的上漲才是正常的。例如前幾年國家發改委擬出臺的《關于市場價格異常波動時期價格違法行為處罰的特別規定（征求意見稿）》中擬規定：“經營者的產銷或者進銷差價額超過正常時期差價額一倍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可資地方立法參考。從反面來理解發改委的該規定，上漲一倍以內的幅度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災害時期只要上漲物價即戴上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秩序的帽子。

　　立法法規定，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因此，科學界定災害時期物價上漲的正常幅度，明確界定此時市場主體的利益空間，對于超過幅度的“索要過高價格”的行為才施予國家干預。否則，即有承擔“過剩”國家責任之嫌。（劉昌松 律師）

　　救災面前論戶籍，開了歷史的倒車

　　如果將救災對象縮限定為某一省特殊人口，這不僅不合常理，而且也涉嫌違憲。

　　有的高校在建議稿中將救災對象限定于本省“常住戶口或持有居住證的人群”，這樣的立法建議是值得商榷的。

　　政府對公民遇災后的救援工作是《憲法》規定的法定義務，被救援權也是公民憲政上的法定權利。國家的全體公民都是《憲法》的適用對象，并非以“戶籍”作為適用條件，這體現出憲政國家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如果將救災對象縮限定為某一省特殊人口，這不僅不合常理，而且也涉嫌違憲。

　　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不是一紙空文，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既包括抽象上的法律地位人人平等，也包括具體上的就業權、被救助權、生存權、受教育權等人人平等。盡管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尚不均衡，人們生活水平有所差異，但是，基于民主國家平等的本質，各級政府對社會公眾的福祉不應有任何差別。不然，就會導致社會出現因身份不同導致的待遇不公。

　　按照歷史法學派的觀點，現代社會的進步本質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在古代，身份差異的產生或源于血緣，或源于地域，身份是造成各階層差異不可調和的鴻溝，“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原則早已成為歷史。因此，廣州個別高校建議稿中以戶籍區分是否成為救助對象的做法是開了歷史的倒車。

　　其實，以戶籍等身份要件作為公民權利義務劃分鴻溝的做法并非就此一例。戶籍子女入學制度、戶籍就業制度、戶籍社保制度、戶籍養老制度、戶籍醫改制度等，都是基于身份差異產生的亟待解決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源于制度出現之時的特殊歷史條件，目前也盡在日后整改范圍之內。這些歷史遺留的老問題還沒徹底解決，同樣新的問題不能再出現。

　　從建議稿以身份立法的做法中，還可以看出地域經濟差異產生地域歧視的影子。一些經濟發展好的地區在區域經濟發展方向和立法上，存在嚴重的本位思想和地方保護主義。這不僅體現在災害救助中，還體現在司法保護、經濟扶持、社會福利等多個方面。實踐中，往往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其自主立法權限越大，司法和相關政策越是傾向性保護，越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匯集。過于偏向性的施惠傾向則可能深化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矛盾，這也是國家最高立法層面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朱巍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