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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語云：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這是很樸素的道理。做一件好事，不難，難在堅持不懈地做好事；做一時的好人，不難，難在時時處處做好人。領導干部為官施政亦如此，做一任好官容易，做一生好官則要難得多，需要時時刻刻具有拒腐防變的高度警惕，潔身自好，善始慎終。

　　貞觀年間，唐太宗多次與大臣探討善始慎終的問題，賢臣魏徵說：“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跡于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后來，魏徵曾給唐太宗上“十漸疏”，以諫言唐太宗所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十個方面。可見，無論明君賢臣，自古而今，慎終一直是擺在為政者面前的一道考題。

　　慎終，實質上是要求領導干部能終其一生堅持一個“德”字。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對為官者有著高于常人的道德品性要求，為官者須有忠君愛國、廉潔奉公、盡職為民等官德，亦要有忠義孝悌、儉約節用、仁義謙讓等私德。而今，在選任干部時，“德”的考察依然是重中之重。對干部而言，才是一種能力，德是一種修為，兩者相輔相成，在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為政邏輯下，對領導干部德的要求只會更高。領導干部中，不乏善始慎終的典范，從焦裕祿、孔繁森到牛玉儒、楊善洲，他們都用行動詮釋著慎終的含義。

　　然而，也有一些領導干部善始易、善終難：有的領導干部剛上任時滿腔熱血，工作久了便疲態盡顯，干工作成了混日子；有的領導干部開始時還能克己奉公，但在各種誘惑之下便把持不住，滑入貪污腐化的深淵；有的領導干部沒有實權時，尚能清廉自守，可等手握實權就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還易滋生諸如“49歲現象”“58歲現象”等“流行病菌”，有的領導干部眼看升遷無望，便催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想法，內心構筑已久的“防火墻”轟然坍塌，以致在利欲熏心下走上歧途。甚至有的領導干部退休后還利用“余威”謀取不法利益……凡此種種，皆不能慎終。

　　60多年前，毛澤東從西柏坡前往北京的路上說，我們黨是進京趕考，希望考個好成績。6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面臨著諸多“考題”，慎終便是其中一道“難題”。做好這道“難題”，領導干部須內心始終繃緊奉公守法這根弦，不要存有僥幸心理。十八大以來，中央的反腐決心已通過一個個被打掉的“老虎”“蒼蠅”得以充分彰顯，也擊碎了有些人“退休前撈一把”“退休就算平穩落地”的幻想。與此同時，制度的籠子正在一天天織牢，防微杜漸的機制也正逐步完善，對“帶病提拔”等不正之風實行追責；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后在企業的兼職行為……這些制度和措施在客觀上也倒逼著領導干部慎終如始。

　　自古以來，無論居廟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清正為官者都對自己的言行思想有嚴格的要求，遵守戒腐、戒貪、戒奢等戒律，力求善始慎終。新的時代背景下，這也應成為領導干部的追求，領導干部當常懷“趕考”意識，常修為官之德，做到善始慎終，為人也為己，交上一份完滿的人生答卷。（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