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食安責任險成為繼交強險后又一強制險，能擺脫目前尷尬的處境么？
體現企業對食品安全負首要責任，增強企業在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后擔責能力，食安責任險曾被稱作食品安全“保險栓”。上海從2011年起提出“鼓勵食品企業開展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并在2012年開始在農村自辦酒席、集體用餐配送單位、婚宴和旅游景點的商業單位等領域推行，消費者在投保場所用餐后出現食物中毒等情況可獲賠。
然而，記者近日調查發現，由于法律框架不明確、政府和企業認識存分歧，食安責任險在一些地方遭遇“叫好不叫座”的現象。巧合的是，近日《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出現了“建立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內容，食安責任險或將成為交強險后的又一種強制險。
未來將變得“強勢”的食安責任險，能擺脫目前尷尬的處境么？
緣何“叫好不賣座”？
奉賢，是上海最早試點推進食安責任險的地區之一，最早涉水該險種的是當地的農村自辦酒席。奉賢區食安辦主任吳沛萍告訴記者，從2012年10月啟動至去年底，區內有60多個村集體參加了食安責任險，每個村集體一年投保費用是1萬元。今年，區內投保主體從村集體開始擴展到社會辦酒場所、乳制品生產企業以及大賣場、農貿批發市場等食品流通單位，1個單位1年的投保費用從數千元到3萬元不等。
為推進食安責任險，奉賢區甚至將該險種的落實情況納入對街鎮及村食安工作單位的考核，使食安責任險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吳沛萍坦言，不這么做，部分食品從業者沒有投保的熱情。一些小餐飲老板說一年也未必做得了人家一次“流水席”的量，而且“這么多年都沒有出事，沒必要多花這一筆錢”。此外還有些食品企業已事先投保“產品質量險”，如果出現質量事故保險公司可向受益人進行賠付，企業認為該險種和食安責任險的內涵類似，因此投保積極性也不高。
調動企業參加食安責任險積極性，奉賢想了不少辦法，比如告知“《食安法》將要求強制投保”，做企業的思想工作；又比如實行“梯度保費”，給連續多年投保且未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的企業降低保費或提高賠償限額等優惠。即使如此，吳沛萍仍然認為，要讓食安責任險真正普及，修訂后的《食安法》里應當將食安責任險確定為“強制險”，否則過多依靠政府力量來推動這樣一個市場性質的險種，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應市食藥監局之邀，本市某家保險公司做的一項食安責任險調研發現，200多家受調查食品相關企業中，雖然有68%的生產企業、93%的流通企業和59%的餐飲企業認為食安責任險可以轉移風險，但有占總數6成的食品企業對該險種的市場推廣表示悲觀，認為在沒有強制要求的前提下，市場不大或沒有市場。
設計方向“霧里看花”？
記者了解到，目前雖然上位法中尚未明確強制形式，但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已經開始強勢推進食品安全責任險，由人保財產、平安財產、上海安信農保等為數不多的保險公司參與，部分細分領域實現全覆蓋。但有業內人士表示，即使最終將食安責任險確定為強制險，市場也未必會完全買賬，其中一部分阻力就是來自保險公司。
近日一場食安責任險的內部研討會上，企業和政府部門的觀點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先推行食安責任險、政府是否給予補貼、具體產品和保費又如何設計等3個方面。
推行的領域上，相關監管部門建議從高風險的中央廚房、集體用餐配送企業、嬰幼兒乳制品企業、食用油生產企業等方面著手；而保險公司坦言這些領域風險太高，稱愿意投保的人少、出了事賠得厲害，搞不好會成為又一種“巨災險”，得不償失，建議先從成人乳制品企業等低風險領域入手。另外，一些保險公司也有“好大喜功”的傾向，多愿意吸引大型企業投保，而占總數90％以上的中小食品企業投保較少，因為風險相對大企業更高。
補貼方面，一位保險公司人士強調，食品安全事故發生概率有不確定性，一旦產品設計對風險估計不足，損失難以預計。因此公司要承擔的風險大、預期收益低，希望政府能夠給予一定程度的保費補貼，提升投保企業的積極性。對此，監管部門堅持認為法律一旦確定后，具有強制性，企業總得買食安責任險，這塊市場前景廣闊，不缺乏愿意參與者。
“屆時，保險公司很可能會‘朝南坐’。”市食藥監局副局長顧振華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保險公司還要依靠政府補貼，食安責任險就無法真正市場化。據透露，目前個別區縣個別領域的食安責任險運作兩年多來，尚未出現過一例索賠，有保險公司“不思進取”，近百張保單僅設置一名聯絡員，根本沒有提前介入、預防風險的意識。
企業還有一大難處，體現在食安責任險產品的設計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沈建華解釋說，食安責任險涉及食品的種類、種植養殖、采購、生產、運輸、銷售等多個環節，受專業技術、服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國大部分保險公司承保時，難以將如此復雜的情況分門別類，逐一轉化為成熟的產品。個中具體的風險評估、承保方式、費率的厘定、責任的認定及理賠、訴訟程序乃至保險監理等諸多技術環節的設計、實施，缺乏數據積累，又很少有國際同行的經驗和成熟做法可以參考借鑒，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將會困難重重。
積極性怎么提起來？
保險公司有逐利性，無可厚非，但食安責任險不同于其他險種，其帶有一定的公益屬性，在群體性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可以迅速緩解社會矛盾，也可以避免出現一有賠償就“有限公司、無限政府”的現象。為消費者購買食安責任險，在許多國家更被視為食品企業的義務。比如英國，由于監管、食品檢驗檢疫和召回制度非常嚴格，食品制造商一般都會購買責任保險，絕大部分為產品責任保險，承保的是在產品消費過程中對第三方造成的人身和財產損失。在德國，超市通過需要簽訂有保險證明的合同，以確保一旦發生索賠，食品原料商能夠負責，并能夠得到補償。
基于國內食安責任險的市場尚未成熟，推動食安責任險成為強制險，藉此催使食安責任險變得更“成熟”，已成為許多業內人士的共識。顧振華認為，一旦法律確定食品安全強制責任險的地位后，還需要就強制范圍、試點行業、雙方權利義務、保費與企業信用等級的掛鉤、理賠等方面制訂相關規定，讓其更具操作性。顧振華表示，在推進過程中，可拓展這一險種的公共服務能力，將保險公司數據和現有食品行業“黑名單”制度相結合，屢次拒絕投保，或在投保年度中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可記入誠信體系檔案，政府可定期對這類高風險生產企業加大監管頻次和信息披露力度，以約束其生產行為。
增加保險企業的積極性，還是繞不開“補貼”的問題。中國大地保險財產險部副總經理高云國建議，政府、保險公司可以合作建立食品安全保險基金，不補貼保險公司，而是對高風險、保費過高的食品行業、種類進行補貼，增加這些食品企業投保的積極性，而對于明知會虧損仍在開展相關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能否給予一定的稅收、租金方面的減免優惠。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厲曙光建議，還是靠市場的辦法來提高企業參與食安責任險的積極性。比如允許參與投保的食品企業在其產品上標注“已投保責任保險”等字樣，以增強所投保食品的競爭力，鼓勵消費者選購。此外，還可引入監管部門的檢查數據，為每款產品在上一保險期內的表現評級，以此作為下一期保險費率調整和顧客挑選食品的參考，這樣對于有“案底”的食品企業，保險公司就有了提高保費的依據和繼續開發市場的動力。 （記者 陳璽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