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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利思義”一詞最早見于《論語·憲問》：“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意思是見到財物能想到義的要求，遇到危難勇于獻出生命，長久處于困頓還不忘平日的誓言，這樣也可以成為完美的人。

　　見利思義是中國傳統道德中處理群己關系的一條基本準則，也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傳統美德。見利思義并不是一味地反對“利”，而是指見到利益，應該想一想符不符合道義，該取的可以取，不該取的不應據為己有，即先義后利，亦即孔子說的“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與“見利思義”截然相反的是“見利忘義”。《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語道出了見利忘義和保利棄義也是常見的社會現象。

　　古往今來，是“見利思義”，還是“見利忘義”，始終是衡量人品高下的重要準則。正如孟子所言：“義，人之正路也。”許多仁人志士，在利益誘惑，甚至生死面前，堅持以義為重，勇于舍個人之小利，求人生之大義，有的乃至舍生取義，留下許多佳話。

　　東漢時期，有個叫王密的賢人曾受到過東萊太守楊震的舉薦，后王為報答知遇之恩，懷揣十金要送給楊震，并說夜深人靜，無人知曉。楊震卻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楊震拒金之事一直被傳為美談。

　　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也是處理義與利之間關系的楷模。周恩來總理曾為家人定下“十不準”的規矩，要求時時處處公私分明，不能占公家和他人一點兒便宜。陳云同志曾擔任過兩屆中紀委第一書記，在此期間，對黨的廉政建設作了深入思考和系統闡述，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并身體力行，從小處著手，以拘小節促廉潔、保大節。有一次他在外地結束調研，所乘的返京列車快要開動時，秘書報告當地干部為表達敬意硬是要放兩只老母雞和一點兒蔬菜到車上，建議不如按照市場價格買下來，以免退回去讓基層干部為難。陳云聽后果斷地說：“不能開這個先例，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還是請他們把東西帶回去。”可見，即使對人際交往中的小節，老一輩革命家也絕不大意。

　　反觀十八大之后落馬的那些貪官，許多都是背離了黨的宗旨，丟掉了優良傳統，人生觀、價值觀嚴重偏移，榮辱觀、義利觀發生扭曲。有的變成了金錢的奴隸，把權力當成了斂財撈錢的工具，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貪得無厭；有的視貪占公共或他人財物為合情合理，覺得是自己的“辛勞”所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被所謂的“潛規則”牽著鼻子走，不是理直氣壯地與貪腐現象做斗爭，而是隨波逐流，同流合污；有的在全黨大抓作風建設，糾“四風”、改作風的“新常態”下，見工作“無利可圖”，竟發出“為官不易”的感嘆。到頭來，輕者損害干部形象和威信，重者不僅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毀掉了個人前程和家庭幸福，還給黨的事業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給黨的形象帶來惡劣影響。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是廣大黨員干部的人生必修課。追根溯源，首要的還是應該老老實實坐下來，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從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中增長見識，不斷堅定理想信仰，提升境界。在這方面，中央領導集體為我們作了很好的榜樣。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特別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以重要啟示。

　　繼承、發展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義利觀”學說的積極方面，對于今人修身養性、處世為人是大有裨益的。理論上的清醒堅定是道德純潔的根本保證。黨員干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在繼承發揚傳統美德和踐行黨的宗旨、作風上理應做得更好。從入黨那天起，就要按照黨章的要求，履行黨員的職責和義務，以“三嚴三實”為座右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力爭在義和利的關系上交出一份讓人民滿意的答卷。這是黨員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黨的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其實，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哪個黨員干部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怎么樣，身邊的群眾心里都有一桿秤。對于見利思義、大公無私的黨員干部，群眾會看在眼里，記在心上，樂于稱贊，愿意認可，跟著好干部同甘共苦一起干。而對于那些見利忘義、以權謀私的人，群眾都不會買賬，甚至嗤之以鼻，以之為鄙視的對象。

　　是“見利思義”，還是“見利忘義”？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該交出合格的答卷。（馬譽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