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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熊元義、王文革和李明軍主編的《當代文藝理論家如是說》今年年初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這部專著基本上囊括了活躍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的中老年文藝理論家，探討了當代文藝理論發展的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充分顯示了當代文藝理論家的理論魅力和思想鋒芒。

　　這是一部很有理論價值的對話集。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家是敢于理論創新的。錢中文提出了文藝的“新理性精神”，認為新理性精神是一種以現代性為指導，以新的人文精神為內涵與核心，以交往對話精神確立人與人的新的相互關系并實現它們；建立新的思維方式，即提倡一種可以去蔽的、歷史的整體性觀念。這是以我為主、兼容并包、開放的實踐理性，是一種文化、文學藝術的價值觀。孫紹振提出了文學文本解讀學，認為文學文本解讀學和文藝理論雖不無息息相通，但是又遙遙相對。文學理論是無力解讀文學文本的，文學理論從哲學美學中獨立出來，通向獨立的文學文本解讀學。文學文本解讀學不像文學理論那樣滿足于理論的概括，而是在具體個案分析，特別是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建構解讀理論，再回到個案中，對文本進行深層的分析，從而拓展衍生解讀理論。王先霈提出了圓形批評，認為每一個文化發展、文學藝術發展比較好的時代，文學批評家們的學術個性總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會是單一的。在一個時代，一個批評家、一個批評學派，只是這個時代文學批評圓圈上的一個點，或者一段很短的切線、一段弧，眾多的批評家、批評學派共同構成一個圓圈，在差異和對立中互補。何鎮邦提出建立科學的批評體系，“應該通過批評學的學科建設和專業培訓提高批評隊伍素質，使批評家有文學批評的自覺。但是并不是說搞了這個文學批評的學科就是萬能的，就可以把文學批評的現狀改變過來，也不是這樣的。還要靠制度、思想等等各方面的改進相結合，社會也應該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給批評界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空間，不要給批評者太多的限制，真正讓文學批評的生態更加健康。”

　　這也是一部很有思想價值的對話集。對話集中的這些文藝理論家勇于批判，顯現出灼人的思想光芒。仲呈祥尖銳地批判了當代文藝創作“過度娛樂化”的不良傾向，認為一些作品從過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偽浪漫主義形象塑造的極端，跑到“好人不好、壞人不壞”的“無是無非”“非英雄化”的極端；從過去一度對傳統經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極端，跑到專門逆向解構、顛覆傳統經典以吸引眼球尋求“娛樂”的極端，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熊元義批判了中國當代文藝界日益嚴重的鄙俗氣，認為這種鄙俗氣主要表現為：有些文藝理論家尤其是文藝理論史家不是把握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在這個基礎上公正地評價文藝理論家的理論貢獻，而是以個人關系的親疏遠近代替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鄙俗氣嚴重地制約了這些文藝理論家真實地把握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當代文藝理論家在尖銳批判一些不良文化藝術現象的同時還勇于自我批判。李希凡、魯樞元和陳眾議這些文藝理論家并不諱言自己的不足和失誤，而是在自我批判中追求真理。這種批判和自我批判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中國文藝理論爭鳴的開展。在文藝理論與文藝創作的關系上，孫紹振認為，文學理論的生命來自文學創作和閱讀實踐，文學理論譜系不過是把這種運動升華為理性話語的階梯，此階梯永無終點。“文學理論對事實（實踐過程）的普遍概括，其內涵不能窮盡實踐的全部屬性。與實踐過程相比，文學理論是貧乏、不完全的，因而理論并不能自我證明，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準則。”陳眾議看到了文藝批評家只是關注文藝現象的后果，認為文藝批評家“不能把精力過多地投入到各種泡沫式的文藝現象和追尾式的跟風上，但又不能對時代的文藝現象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如果只是跟著現象走，最后就會被層出不窮的現象所淹沒。”因而，陳眾議認為文藝批評家“關注文藝現象，卻并不被現象牽著鼻子走，不能把‘存在即合理’帶入文藝批評、為現象當吹鼓手，從而忽略民族、時代對文藝的本質訴求。”在文藝的審美超越上，王元驤不僅認為文藝作品是作家藝術家自己人格的投影，而且認為文藝作品所表達的審美理想愿望不僅僅只是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愿望，同樣也是對于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映即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種概括和提升。不管怎樣，這些關于文藝理論的對話不僅推進了當代文藝理論發展，而且也活躍了當代文藝理論思想。

　　這是一部很有史料價值的對話集。不少當代文藝理論家在對話中不是簡單地介紹已有的思想和理論，而是說出了不少正在思考而沒有完全成形的思想。尤其是他們在對話中還回應了一些批評和指責，這是有相當史料價值的。有些文藝理論家生動地敘述了自己的思考過程，即如何發現和解決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的，如何創新和建構文藝理論體系的，如何介入和提升當代文藝實踐的，如何洞明世事和練達人情的。這些文藝理論創造經驗是人們渴望了解而又很難在那些邏輯謹嚴的論文中出現的，有利于青年學子理論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參與當代文藝理論家的對話的，絕大多數是活躍在文藝前沿的資深文藝理論編輯、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他們的問話不是簡單的提問，而是對當代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有較深層和較系統的思索。因而，這些問話不是文藝理論家思想的簡單助產，而是既有對文藝理論家思想的補充和引申，也有與文藝理論家的理論交鋒。（鄭曉丹，作者單位：棗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