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的難度愈來愈大，扶貧的標準也愈來愈高。當初的救濟性扶貧雖然有立竿見影成效，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后來的開發性扶貧有利于借助本土資源培植現代產業，但也容易滋生資源掠奪經營透支生態環境的隱患。在“輸血”、“造血”之外，我們還當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
扶貧深處是賦權。賦權性扶貧著力的是以貧困人群為主體，激發他們的自主意識，提升他們的行動能力，拓展他們的發展自由，保障他們的公平權益。
當務之急，就是幫助貧困人群普及自主參與的機會，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搭建社會合作的網絡。
誰是主體?誰的發展?這是扶貧工作的首要問題。
水電路三通，這是貧困地區改變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區，一頭肥豬要八九個人抬，走兩三個小時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賣不出，一頭羊趕出去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還是難上加難。或是強求地方資金匹配，或是抱怨財政沒錢。如何打通發展經脈滿足貧困農戶基本的權益訴求?
移民式搬遷，這是傳統就地扶貧方式的路徑突破。但是，應否搬遷?搬往何處?還得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還在從事耕種養殖的，和已經進入二三產業并在城鎮有一定立足基礎的不一樣，土地貧乏、條件艱苦、信息閉塞的，和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具有特色產業基礎的也不一樣，不可強求一律，更不可僅僅為了完成“農村新社區”“新型城鎮化”考核指標，就一廂情愿搞搬遷大躍進。“挪窮窩”是為了“拔窮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業門路、發展機會?一些地方“房已建好，不見人住”，已經敲響警鐘。
產業化推進，這是加快脫貧致富的堅實支撐。但是，這應是農民的自主行動，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攬。參與式扶貧正是以賦權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產業建設中，讓扶貧對象全面介入全程參與，賦予他們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直接參與項目的制定、執行、監測和評估，讓農民從被動的受益者真正轉變成為積極的建設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對這片鄉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體味，一旦有了自主權，自己推進投資項目，自己規劃村莊發展，就會迸發出充足的干勁和無窮的智慧。
貧困群體要脫貧致富，就要努力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靠什么流動?健康，知識，能力。政府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提高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就業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打開孩子們通過學習成長、青壯年通過多渠道就業改變命運的寬廣通道,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健康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資產。一場疾病襲來，就是一場災難降臨，沉重的治療費用會像一座大山壓垮一個家庭。這里有疾病預防普查的大片盲區，有醫療保健質量的城鄉鴻溝。雖然絕大多數貧困群眾都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由于一些偏遠山區就醫困難，這一政策福利有時還難以陽光普照。在鄉村社會老齡化問題更加嚴重醫療資源空心化現象更加凸顯的今天，如何順利地跨越這片盲區、這道鴻溝?
教育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權益。最直接的是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最根本的還是素質教育。自然，教育的意義未必就是上大學，賺大錢，做大官。它的真正價值是改變人，是轉換發展觀念，是解放每一個人矚目未來的夢想，是助益每一個人健康成長的公平。教育于貧困人群尤顯重要。它可以激勵人們去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自信，融入社會。解決貧困鄉村的教育公平，更緊迫的還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傾斜，而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是鄉村學校的分類發展和留守教師的福利保障。
有學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機會。確實，構建社會合作的網絡，這是壯大農民力量的根本途徑。
我們常常困惑產業扶貧的兩難：幫貧，一時難見成效;扶富，先富難帶后富。我們也常常埋怨貧困人群的懶惰：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投錢建棚，“等靠要”已成頑癥。兩難怎么解?頑癥如何治?鼓勵互助合作是一條出路。
分散的小農只有組織起來，加強社會融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才能擺脫生活的黯淡，生長發展的自信，才能激發自力更生和積極求變的意識，更好地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利益。記者在湖南桂東采訪時就看到，當地堅持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在產業基地建設中，政府與龍頭公司合作，采用扶貧資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紅，三年后根據實際收益分配。農民很愿意，收效很明顯。
賦權式扶貧，是扶貧模式的轉換，也是扶貧視角的創新。它著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發展自由的開拓;不只是經濟增長指標的變化，而且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建設;不只是保障貧困人群共享改革發展收獲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會底層普及改革發展帶來的機會。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表達，就是“聚焦于人們去過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以及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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