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詞匯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諸多成果,那時許多人,特別是社會精英階層,很喜歡說“霸氣”這個詞,做派動靜也大。一位律師朋友每次講述他勝訴的過程,總以“人一定要霸氣”結尾,同時把磚頭一樣的第一代手機在桌子上狠敲一下;媒體則時常報道某領導“拍案而起”,“怒斥”誰誰誰。
社會生活變化了,時尚和流行詞匯隨之悄然變化。后來,企業家的博古架上不僅僅有古董和洋酒,還有看起來很厚重的書籍,盡管起初擺放的有的是金箔打造的豪華書,或者只有書殼的假書。朋友們交談的時候,時不時會強調“做人要低調”;如果一個公務員被人評價為“低調”,他一定很滿意,尤其在中央八項規定發布之后。
用平和取代咄咄逼人,用書籍取代山珍海味,用“低調”取代“霸氣”,短缺時代的烙印被熨平,審美水平開始攀升,“亢龍有悔”成為共識,證明了“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古訓,當然是巨大進步,但還遠遠不夠。“高調”“低調”本是音樂用語,而調子高低要由聽眾評判,所以無論是“霸氣”還是“低調”,都是做給別人看的,具有表演性質。一個人強調自己“低調”,等于暗示他本來有資格“高調”。
真正的低調不是給人看的,更不是經過裝飾的“高調”。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讓心急如焚的群眾白跑,是尸位素餐的懶政怠政,是掛著笑臉的傲慢。一邊自詡兩袖清風,一邊拍板大上耗能污染低效“工程”,是公然勞民傷財;用礦泉水瓶子裝茅臺酒,躲進私人領地饕餮公款,是瞞天過海,違反黨的紀律;騎破自行車上班,穿幾十塊錢的衣服,私底下撈足了人民血汗,是違法犯罪。錢鐘書說“俗人就是裝模作樣的人”,我覺得作偽不但是惡俗,更是取巧。
真正的“低調”是本色,是發乎內心的自然,是“本來如此”的真實,當事人根本意識不到什么“高調”“低調”。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宴請陳嘉庚,兩個戰士過來坐在他的長板凳上看熱鬧,戰士擠一擠,毛澤東讓一讓,竟然毫無感覺。杭州拾荒老教師韋思浩去世后,家人才發現他捐資助學已經20多年,還悄悄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我的老同事、周恩來同志的侄女周秉德曾經放棄分房的機會,把溫暖讓給年輕人。我把她至今為人稱道的善舉寫成文章發表,她竟想不起來,一臉迷茫地問:“有這事嗎?”
革命隊伍渾然一體,本來就不該存在高低貴賤,所以毛澤東對戰士“擠板凳”才渾然不覺。韋思浩老人的義舉同樣波瀾不驚,說明惟其如此他才心安。周秉德為別人著想是下意識的,早已習慣成自然,是周恩來無私無我的本色和高尚脫俗的真實折射。這些天然去雕飾的“低調”,是共產黨人的本來面目,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德行,這才是廣大黨員干部應該崇尚和追求的。(習 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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