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體系既是承載思想成果的工具性構架，又是標示思維能力的實體性表征；而話語體系的內在思想活力，則是鍛造思維基礎、托舉思想升華的核心動力。當前，構建契合改革與發展大勢的中國話語體系已成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而努力提升其內在思想活力，無疑是首要之需。 一、話語體系內在的旺盛思想活力是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精神要件 歷史和現實一再明示：思想活力和精神創造力是話語體系的靈魂，是話語權的非物質依托；沒有思想的歷史是可悲的失語過程，沒有靈魂的話語必定蒼白無力。 縱觀人類的發展史，那些思想活躍、思想家輩出的時代，百家爭鳴、百舸爭流的思想大碰撞，往往是一個新的文明崛起的嘹亮前奏。古希臘、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以及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大師迭出，民智初盛，話語更新，由此開啟了后世的繁榮和興盛，并分別成為東西方文明的活水源頭。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正是依靠馬基雅維里、莫爾、孟德斯鳩、盧梭、休謨、洛克、亞當?斯密等一個個燦若晨星的大師，以其深邃思想的光輝——諸如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論、“看不見的手”等，成就了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并推動資本主義蓬勃發展。 西方今天的世界性話語優勢地位，也與其活躍的思想理論界分不開。如冷戰后的國際主流話語，源自美國的“第三次浪潮”“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民主化第三波”等理論，以及“軟實力”“權力轉移”等概念；來自歐洲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條道路”等話語；無不出自從千姿百態的思想理論界脫穎而出的著述者之手。正是這種“千姿百態”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有效提升了其話語質量和影響力。 從我們黨的歷史看，中國共產黨人曾有過許多展現思想活力、具有長久生命力的話語表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實踐中，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寫出了一大批堪稱經典的論著，與其朗朗上口又寓意深邃的話語風格相得益彰，開創了黨的歷史上最具思想開拓性和創新性的時期之一。創造性地總結、提出了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開創出“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戰略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初，仍處于“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尾聲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就極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求同存異”等話語表述，得到了許多國家、甚至是敵對國家的認同，極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威望，跨越時空直至今日仍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重要國際準則。改革開放起始的20世紀80年代，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推動的思想大解放，極大地激發出人們的思想活力和精神創造力。鄧小平高屋建瓴、言簡意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摸著石頭過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極具個性、鮮活生動、意涵深刻的話語，既體現出我們黨思想理論領域的生機與活力，又在社會實踐中開創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紀元，引領國家和人民邁向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 中國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和成功經驗，展示了思想理論的杰出創造，蘊含著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世界把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國，中國正日益從國際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站在世界目光的“聚光燈”下。面對中華民族快速崛起的演進過程，亟需科學準確、充分到位的“時代精神——中國表達”；但當前在思想理論的概括闡發、交流對話中，也一定程度暴露出中國自身話語體系滯后于社會實踐、理論創新、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還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下的新需要；特別是官話套話在一些領域的泛濫，更是思想貧乏、思維萎鈍的顯性表征。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空前關注，國際輿論中越來越多的話題圍繞中國展開，關于“中國奇跡”“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的討論持續升溫。當代中國研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世界各國知名大學和重要智庫的重點研究領域之一。這既為創新當代中國話語體系提供了良好機遇，又使當代中國話語體系面臨著如何深刻反映時代新內涵的嚴峻挑戰。理論與實踐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戰——“兩個前所未有”，使照抄照搬成為不可能；唯有以話語體系的思想活力托舉起創新性思維、在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進程中，加速推進改革與發展，才能牢牢把握寶貴的新機遇、有效應對嚴峻的新挑戰。 |
